每当提到朱元璋为何选朱允炆而非朱允熥作为皇太孙时，常有人批评朱元璋及其周围的儒生不懂礼法，认为朱允炆虽为庶子，却越过嫡子朱允熥成为储君。这些人认为，按照传统的继承规则，母亲为妾的朱允炆自然应当是庶子，而嫡子应是母亲为妻的朱允熥。

他们的这一观点通常以纣王与微子启的兄弟关系为依据，纣王与微子启同母，但因微子启出生时母亲为妾，所以他被视为庶子，而纣王出生时母亲为妻，因此被视为嫡子。最终，纣王继承了王位，成为了正统继承人。

按照这一逻辑，朱允炆出生时，吕氏只是东宫次妃，非太子妃。即使后来吕氏被扶正，朱允炆依然是庶子，而吕妃扶正后所生的儿子才应为嫡子。然而，这一理论的依据却是误解，因为自秦汉以来，中国已经不再根据母亲是妻是妾来区分嫡庶。

实际上，很多人将纣王和微子启的继承故事作为标准，但这其实是一个不完全的依据。这个故事出自《吕氏春秋》中的一段文字，原文大致是：“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，尚为妾，已而为妻而生纣。纣之父、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为太子，太史据法而争之曰：‘有妻之子，而不可置妾之子。’” 根据这一段，微子启的母亲初为妾，而后扶正，导致微子启失去继承权，而纣王继位。于是，许多人便依据这一段认为，母亲为妾所生的孩子永远不能继承。

然而，这段记载并不是主张以母亲身份来决定嫡庶，而恰恰是用来批判这一不合理的做法。更详细的原文中，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清楚：“用法若此，不若无法。”意思是如果还按这种规则分嫡庶，反而不如不分。其实，这段故事在《吕氏春秋》里是用来批判这种做法的，强调这种按照母亲身份来分嫡庶的规则并不合理，最终不仅没有帮助，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争议。

从《吕氏春秋》的整体背景来看，整篇文章都在列举一些不良的行为，如不合理的辩论、不合适的勇敢等，目的在于警示不要采取类似的做法。而纣王与微子启的例子正是一个负面案例，用来揭示母亲的身份不应作为判断嫡庶的唯一标准。

不仅如此，其他史书对于微子启与纣王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记载。例如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称二人是异母兄弟，微子启的母亲身份较低，而纣王的母亲则是王后，所以纣王继位才符合嫡庶的标准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更直接地将微子启称作纣王的叔叔，这样一来，二者的继承顺序显然与母亲的身份无关。

即使《吕氏春秋》的记载为真，且微子启的母亲在他出生时尚未扶正，这件事发生在商朝，而商朝的继承制度和后来的周朝有所不同。因此，拿商朝的例子来分析后来的继承制度，显然不适合。更何况，后来的继承制度已经不再单纯依赖母亲是否扶正。

谈及嫡庶的争论，不如看看实际的案例。历史上，许多皇帝的继承顺序，完全不受母亲身份的影响。武则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她与李治生了四个儿子，其中李弘和李贤在武则天是昭仪时出生，李显和李旦则是她当上皇后后所生。按照一些人的逻辑，李弘和李贤应当是庶子，李显和李旦才是嫡子。但实际上，李弘因其是嫡长子，李治以此将他立为太子，且他的地位稳如泰山，直到他去世。而在李弘去世后，继任的太子仍是李贤，而不是李显，直到李贤被废除，李显才当上太子。

汉朝的例子也相似。汉武帝刘彻在母亲王娡为夫人时出生，显然是庶子，但后来王娡被封为皇后，刘彻因此成为嫡长子，最终继承了皇位。同样的例子还有刘庄，他是阴丽华在未被封为皇后时所生，但因阴丽华扶正后，刘庄也成为了嫡子，最终继位。

再如明朝的朱祁镇，他出生时母亲孙氏仅是贵妃，后来被扶正为皇后，而朱祁镇的身份也随着母亲的扶正而成了嫡长子。这些历史事例清楚表明，母亲扶正后所生的儿子，完全可以视为嫡子。

对于朱允炆来说，情况也是如此。吕氏被扶正后，朱允炆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嫡子，继而成为了太孙，这一点在明朝的史实中是毫无争议的。明朝非常重视礼法，无论是在嘉靖年间还是在万历年间，礼法问题都备受争议，朱元璋对礼法的重视也从未动摇。

所以，朱允炆作为嫡孙被立为皇太孙，并且在诏书中明确写着“嫡孙允炆”，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身份无可争议。在整个明朝，朱允炆的嫡子身份是得到广泛认可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朱元璋在立储时，遵循了年龄顺序的原则，而非仅仅依赖母亲身份的区分。这个决策体现了明朝对礼法的高度尊重与实践，表明了继承的顺序并非单一标准所能决定。